本书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剔肉见骨地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揭示当代中国人的性情秉赋和内心世界。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第十一章 安徽人

安徽位于中国东南部，处于华东腹地，东靠江苏省，西连湖北省，南与浙江省，江西省为邻，北与山东省，河南省接壤，全省土地总面积13.9万平方千米，总人口为5618万人。安徽省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地貌以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故称“江淮大地”。

安徽人有着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过渡性格，他们聪明而又温和，豪爽而又细腻、温文尔雅又豪放不羁、粗犷蛮霸又知书达礼，缺点是思想保守，患得患失，小富即安。

刚柔相济

对许多南方人来说，安徽是北方，对许多北方人而言它又是南方。其实同江苏一样，安徽地分南北，“穷不丢书，富不丢猪。”

安徽人也身兼南北的特点，聪明能干、豪爽而细腻、头脑灵活而口无遮拦，既出商人也出学者。安徽学者豪气十足，知书达理，敢质疑陈说，敢开风气。

安徽人与政治和文学有不解之缘，安徽人崇尚文化与政治。和安徽人谈话谈什么都无精打采，如果谈历史政治马上就精神抖擞。

安徽人经常奉行“拿来主义”，他们不喜欢冒险，也不愿冒险。但一旦安徽人决定冒险，便可能是惊天动地：想当年，首先是安徽人提出“亩产万斤”的“雄心壮志”，也是安徽人第一个试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独有偶，又是安徽人率先实行了“岗位责任制”，在全国人事制度改革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在一般情况下，安徽人是相当沉稳的。很少有人愿意抛头露面，“出风头”，他们深知“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的世故。安徽人不轻易震惊，只是“扬其波而独其流”，跟着社会潮流走。安徽虽然不很发达，但由于外出的人很多，信息还算灵通，只要外地有什么新鲜玩意，马上就在安徽上市。安徽都市人的生活也跟着其他发达地区摆动。在别人看来，似乎没有安徽人“做不到”的东西。

安徽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凡皖中之人呼淮北人为“侉子”，呼江南人为“蛮子”。淮河、长江横贯安徽，成为安徽人性格的天然“分界线”；淮北人与苏北、山东更为接近，受其影响比较大，山东大汉的爽直、豪迈气质反映在淮北人的身上，淮北人的起居饮食更与山东人几无差别。

淮北人有时也不自然地把自己划为山东，比如淮海平原、黄淮地区等提法。与淮北人相反，江南人则像福建、广东人，有“蛮子”之称，历史上淮南与闽粤有着同根之连。现在淮南人具有闽粤人精明能干、聪明伶俐等性格特征，安徽大商人大多产于此地。

皖东人受苏沪地区经济辐射的影响，有着江苏、上海“实干家”们的勤劳、实在，外出经商与打工的不少，大多勤恳务实，接受新生事物也比较快。皖西人更兼有中西部人的淳朴厚道，重义轻利，不爱经商。如果你有兴趣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安徽走一遍，就会发现你似乎已经走遍了全中国。这话听起来很夸张，难以令人置信，但从人的性格而言，安徽确实是中国的缩影。

徽州人不恋故土，富有开拓精神，徽商在中国以敢作敢为而闻名于世，自古有“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之说。在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谚语，如今错落有致的贞节牌坊经历百年的凄风苦雨之后，似乎仍在默默诉说着思夫的寂寞与辛酸。

合肥市位于安徽省中部，长江淮河之间、巢湖之滨，素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这种历史地位也可能决定了合肥人的性格内涵，坦荡含蓄、肯拼搏、能吃苦，既有北方人豪爽、讲义气的特点，又有南方人精细温和的性格，语言中不乏诙谐的成份。

有人说，一个城市若濒临水域便会生出许多灵气，合肥正是这样一座城市。董铺湖、大房郢水库经由淝河、十五里河滋润着合肥，环城公园的丛林绿水仿佛戴在颈项的项链，天鹅湖、南艳湖映照着合肥新城区快速发展的风姿，而烟波浩渺的巢湖，在合肥市民通江达海的梦境中渐至清晰。

虽然在这座城市诞生了如包拯、李鸿章、段祺瑞、刘铭传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历史名人，但是，合肥人却始终保持着含蓄、谦逊的性格。在逍遥津公园内，你会见到中老年朋友伴随着音乐的节拍轻歌曼舞；在科学岛你会经常看到一对对新郎新娘带着幸福的笑容定格于相机的镜头之中；天鹅湖畔孩子们的笑声随着高空的风筝飘荡：大蜀山的山径中矫健的步伐时而从身侧走过。因此，合肥人的性格既具有北方粗犷蛮霸，也有南国刚柔相济，豪爽细腻，这种性格特征相对而言是比较理想的。

安徽人自古就是民族的中坚，历史上的无数民族交锋和战争都以安徽为主阵地。东晋测水之战，8万江淮兵击溃了鲜卑100万军队，朱元起义更是恢复了中华民族主体文化。

安徽实为人杰地灵之地，有人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史；没有胡适就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而这三人皆为安徽人。

安徽地处江南，自古书生出得多，名人出得多，人文荟萃，行商走客本身就多了几分书生气，出走的安徽人就多了一份筚路蓝缕的艰辛和隐忍。

安徽人凡事从容不迫，对自己的一切充满了良好的感觉。近现代安徽人穷怕了，他们深知生活的艰辛和物质的来之不易，在他们眼里，哪怕一根针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应该珍惜，一块钱实质上是一堆白花花的纸。

尽管如今的安徽早已失去了昔日灿烂的光辉，面对沿海地区咄咄逼人的经济步伐，他们仍然对家乡怀着“中国惟有此地可居”，“吃在杭州、玩在苏州、死在徽州”的心理认同。自从汤显祖一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开始，安徽就成了世人的眷念之所。

安徽名人馆的“名人墙”

安徽人不仅爱家乡，对待朋友也十分热情。千百年来，安徽人不仅爱喝茶，还养成“烹香若以待来客”的好风尚，甚至在饭前为客人下面条吃，也叫“吃条”，称之为“光面茶”、“鸡蛋茶”。

安徽人请客喝茶是十分讲究的，要求做到茶叶好、泡水好、茶具好、调制好、礼貌好，才能真正体现安徽人待客的深情厚谊和乐趣。

安徽的男人淳朴少言，文武兼备，才思敏捷。因为他们综合了全中国男人的优点，既有男子刚毅的一面，又温文尔雅，含蓄随和。像那种大嗓门发火拍着桌子骂娘的情况还真不多见，所以，对于许多人来说，如果光说安徽男人“聪明”可能还不行，毕竟有“温和”先垫了底儿。聪明而又温和，不张狂，不粗暴，一副温良恭让，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所以，安徽男人成为许多江南女人理想的择偶对象。

贾而好儒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安徽自古就有“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历史上，安徽商人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被称为徽商。一直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赢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我们都知道安徽山河秀丽，盛产鱼米，其实人均食粮很难维持温饱。所以有很多安徽人，包括不少的合肥人都走出了家乡，去外地打拼、通过经商以求富。著名的商业集团“徽商”的形成，除了地理因素之外，跟安徽人必须要出去活命也有很大的关系。

安徽人在历史上除了经商，还十分重视读书科举之道，世宦书礼人家。所谓“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便是读书”。安徽人读书，不同于山西人贾而好儒，而是儒商并举，甚至是先儒后商。既然靠种地活不下去，那么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正道。或者说即使是打仗或者经商，有学问和没有学问也是不一样的。而至于安徽人经商的根本目的，基本是赚钱之后再供自己家族中人或者是自己的子孙继续读书求功名。山西人曾经把商业资本做成了金融资本，把钱用来再生钱，而安徽人则把商业资本用来买地买田，然后靠收租来过稳定的日子，这种价值取向的不同，根本就在于赚钱目的的不同。

“诚信仁义”是徽商成功的根本所在。在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茶商朱文炽因舍利取义在广东从商20余年，亏损本银数万两，却全无怨悔。这样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安徽人在史书里特地记载，引以为荣。这虽然不能不说是与商业赚钱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地，但是至今，传统徽商的经商之道在安徽商人中风骨犹存，安徽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之风，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讲求诚信，重产品质量。徽州商人在长期经营中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逐渐形成了“诚信、仁义”的商业道德。

安徽传统文化造就了安徽人贾而好儒，务实而不骄狂，坚韧而不跋扈，勤劳而不盲目，好学而不迂腐，礼让而不屈膝，包容而不妥协，精明而不刁钻，豁达而不粗糙的性格。安徽人重品德，讲义气，民风淳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组成部分和优秀群体。

知书达礼

安徽人守礼仪，懂得谦让，谦恭礼让，颇具地方特色。在日常生活中，老人们总是经常以“叫人不蚀本，舌头打个滚”和“礼多人不怪，无礼路难行”等俗语，教导后人务要通情识礼。故日常熟人相见，甚尊“是大还大，是小还小”，视不同对象，予以适当的热情招呼。

安徽人在早晨相见时习惯招呼“你早”“吃早饭啦”等；中午相见，习惯招呼“你吃过啦”、“可吃中饭啦”等。在其他时间相见，若不适合招呼上述话语时，则招呼“你好”、“你忙啦”等。若遇见老人，则招呼“你老身体好啊”、“你老精神好啊”等。若招呼其他话语，通常都于语前加“你老”字，以示尊敬。若在家门口遇见熟人，习惯招呼“请来家坐坐”“进家喝口茶歇歇”等。若赶上吃饭时遇见熟人打门前过，常招呼“到我家来吃饭”、“进来喝一蛊”等。被招呼的人则视对方招呼语，习以“你好”、“不客气了”等，相应还礼。

在平日与人举止言谈时，讲究慢声细语，温文尔雅。亲友初见或与长辈人在一起，俗尚“紧睁眼慢开口”(多听多看，不轻易说长道短)。

此外，要求坐立姿势要适当，不躺、靠或歪着身子，不架“二郎腿”，不浑身抖动，俗称：“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与别人坐聊，注意力要集中，以示对他人尊敬。起行时，礼让兄长、客人于前。平日路上行走，礼让老弱病残及孕妇、幼儿先行。二人行走，忌勾肩搭背，讲究“走路要有正相”。

若平日有客人来到，必要起身相迎，恭请上坐，然后拿烟沏茶，陪坐陪聊。请客人吃饭时，邀请客人先行上座，即便是小字辈，也定客气地请首座或上座(年轻者多推辞入旁座)。席间则热情地为客人斟酒夹菜。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亦是尽可能备办酒菜待客，俗尚“千差万差，来人不差”。

客人辞行时，必相送至门外，热情招呼“欢迎常来”。或谦称“怠慢了，请多包涵”。此谓“千差万差，情礼不差”。

因安徽人素好交朋结友。朋友间相处，最重以信相守，以诚相待，视“患难识知已”为座右铭。称：“处得知已者，胜过亲兄弟”。故安徽人素不轻易怠慢知已者，乐于济助好朋友。

在邻里之间，安徽民间流传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话是“远亲不如近邻”、“亲卫亲，邻卫邻，包老爷卫护安徽人”。故安徽人邻里间相处，通常相互关照，遇事能解则解，能帮则帮。旧时，安徽百姓普遍生活清苦，若见邻里手头不济或停火断炊，相邻户总是设法给予帮助，虽邻不外。因此故，有的老邻居一旦搬迁远离，仍常往来走动，情如亲戚。

安徽民间在尊老爱幼方面，风气美绝。双亲在日，子女们必悉心照顾。流传最广最久的一句话是：“活时不侍候，死了祭木头(棺材)，没有用。”除日常关心照顾外，下辈人通常在自己生日时，向母敬以美食，说法是：“儿生日，母苦日。”若家中双亲老迈，生活不便时，儿媳更是相侍左右，不轻易远行；若双亲染病在身，其儿女定会设法四下求医问药，即便倾家荡产，在所不惜；若双亲垂危，其儿女决不轻易远行。即使远行在外，也一定在双亲咽气之前，返回家中，见最后一面，直至送终。合肥旧志载：昔合肥有男“陈上品，中年丧妻，贫不能再娶，只身事母以孝，闻母逾八十，病卧数年，未尝离侧……隆冬，则抱母足温之”。由此可见安徽人孝敬老人传统美德之一斑。

老人对小孩同样关心疼爱。旧时，合肥民间贫穷人家甚多，然而，虽家徒四壁，决不轻易遗弃亲生骨肉；即便讨饭叫街，跑反躲难，总是将年幼子女携带身边，尤其是做母亲的，更是如此。安徽民间有句俗话：“宁死当官老子，不死讨饭娘。所言即此。若外遇迷童，定会热心询问，不厌麻烦，设法帮其找到家长或护送至其家中，尊老爱幼之风久盛。

旧时，安徽民间信仰佛教的人甚多，普遍重积善积德，崇奉“不修今生修来生”的人生哲学，故而乐善好施，扶贫济困之风久盛。《安徽志》记载：昔安徽人“董超字子楷，好义乐施，兵燹后，尽出家财，以周困乏，乡里义之。”又载：“范本泌，字衡若，性淳朴，七岁丧父，性孝友，与人交，然诺不欺，每隆冬必备衣粟，以贫。”

小富即安

安徽人安于现状，小农意识强。安徽位于内陆，与海外直接交流的机会少。加之农业自给自足，矿产资源丰富，因而人们容易产生小农意识，满足现状，少富即安。思想上突出特点是求稳，填饱肚子就满足了，不愿意去市场上闯荡。人们的市场观念不强，遇到困难和问题不善于从市场找突破口，两眼总是盯着政府。创业意识也很淡漠，人们宁愿外出打工、讨饭，也不愿意自主创业。

与安徽相比，浙江人思想意识要进步得多。由于资源短缺，人多地少，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他们危机感很强，必须另辟道路解决生活问题。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也想方设法出去经商。长期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拼搏，逐步培养了他们敏锐的市场信息捕捉意识和顽强的开拓创新精神，一旦发现商机就决不错过，历尽千辛万苦也在所不辞，直到成功。

在浙江，一般30岁以上的人就想着自主创业、想当老板。别人看来不起眼的袜子、小纽扣，他们能够做出几十亿元的大市场来，而且几乎垄断全国市场，可见其精明程度。

小农意识的突出体现在小富即安。有小农意识的人，其追求相对较低，只要超过了旱涝保收，吃饱喝足略有结余的目标，就会产生富有的感觉。其结果一是没有了从前那种吃苦耐劳，不干活就要饿肚子的危机感；二是有了结余就开始琢磨着享受，而不懂得把结余投入再生产，让结余有更多的结余；三是飘然自得，不可一世。

这一文化心态源于历史的因素。安徽人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因此带着较为强烈的小农意识。在小农文化观念的引导下，安徽人始终没能树立起商业效能的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始终没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徽州商人中从商而终的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

在安徽，物质的富翁却是精神上的贫困户，财富并没有使其摆脱对商人身份的卑微感觉。客籍在外的商人，生活的奢侈糜烂是惊人的。置田建房修祠宇，几乎就是徽商资本的惟一出路。徽州商人的这一经商传统在当今安徽人中仍大有市场。

“瓜子大王”年广久可以说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典型。从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看，年广久属于第一代商人；从管理方式看，第一代商人是经验型管理者；从年广久的管理思路看，无不带有小生产者的烙印。他不是一个现代商人，甚至，他的个人性格及价值观念都具有明显的小生产者特征。年广久的悲剧，可以说是安徽商人小农意识的突出反映。他的小农意识也是历史上徽商衰落的体现。

小农意识是安徽商人最大的弱点，这常常使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如今的徽商必须大力摒弃之，树立自觉的商业意识，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重振徽商昔日的雄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